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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弗吉尼亚权利法案》（1776年6月12日）比《独立宣言》早二十多天颁布，与独立宣言及其内容紧密关联，两者之间存在影响关系。

〔11〕于是，球踢给了政府。〔40〕Richard Bellamy,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 Republican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Democracy，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p.8.〔41〕《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第264页。

例如有学者主张：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一般只规定国家和社会生活最根本的原则，这种原则性的规定，往往由普通法律加以具体化。这一诉求在本质上有助于强化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再分配权力。其实，要是真的有了这些法律，人权的保障也就到了危险的境地。一些国家强调传统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一些国家则对社会权情有独钟。对环境权的理解，既可遵循上述道理，又引领我们把视角转向由于宪法权利种类太多引发的技术性难题。

〔25〕[美]奥德舒克：《立宪原则的比较研究》，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8-129页。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没有这些人权方面的国会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第2条则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通报有关中央预算编制的情况，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的一个半月前，将中央预算初步方案提交财政经济委员会，由财政经济委员会对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中央预算草案的主要内容进行初步审查。

在综合审批制下，一旦预算草案被否决，将会对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产生严重影响。[44]参见马骏、林慕华：《现代议会的预算修正权力》，http：／／www．budgetofchina．com/detail．asp?pararn=214，2009年5月18日访问。[11]美国联邦党人汉密尔顿也认为：掌握国库的权力可以被认为是最完善和最有效的武器，任何宪法利用这种武器，就能把人民的直接代表武装起来，纠正一切偏差，实行一切正当有益的措施。[10]财政资金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运作的经济基础，它就象政府机体内的血液，支撑着一切政府活动的进行。

简言之，权力来源于权利，按照社会正义的要求，它应当服务于权利的实现与增长。根据《议事规则》，中央预算的审查批准大致分为两阶段：（一）初步审查。

尽管这种做法简化了预算审批程序，但也会使得预算草案局部的不合理影响整体的效果。审议预算本是民主国家议会最重要的权利。怪象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5～2006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由996．54亿元增加到7571．05亿元，12年间增长了6．60倍。正当程序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必要保证。

如在美国，尽管总统享有预算提案权，但对于财政事项，国会拥有最终决定权，对政府预算提案拥有完全自由的修正权（但对国会通过的预算，总统拥有否决权）。[25]参见李忠：《国家机关行为的形式合宪性问题——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个案分析》，《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7]政府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纳税人的财产，税收的增加就意味着人民手中可支配货币的减少，而人民之所以愿意交纳税款，形成公共资金，是希望政府能聚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福利。怪象之二：2008年末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由于4万亿的具体流向和决定程序不甚明晰，结果国家发改委周边旅馆很快爆满，各地都在跑部钱进，几乎每个省都挑灯夜战，在短时间内拿出了上百个项目，以期搭上4万亿这趟便车。

因此，财经委、预工委的初步审查结论以具备建议性而非强制性为宜，但财经委、预工委应形成初步审查报告，在人大会议上将初步审查结果向代表予以报告，如果有政府拒绝依据初审意见修改的情形，也应一并说明，并可建议代表行使否决权。[46]此外，无论是在实行一院制议会的国家，还是两院制议会的国家，预算的具体审核都是由设计院的各种常设委员会与其下属的各种小组委员会负责进行，最后才由议会大会表决。

人大代表根据残缺的预算报告，很难判断预算的收支是否合理，只能根据惯性投票，根本无法切实行使审批权。[53]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人民必须能够看紧政府的钱袋子，通过依法管钱来达到依法治权的目的。

如此一来，缺乏有效监控的政府财政权被滥用、乱决策、乱花钱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15]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就国王与臣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确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原则和法度，其首要的一项就是税收须经纳税人批准的原则。这在目前网络极其发达的条件下通过给代表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就能轻易办到。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又使民众的权利意识、监督意识得以加强，政府财政的安排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方利益主体瞩目的焦点。但如果是减少收入或增加支出则需要政府同意。但我国进行部门预算制度改革后，预算草案被细化到部门和项目，较之以前直观性已大为增强。

[22]现实中，人大打回政府预算或迫使政府预算作出较大调整的消息鲜有耳闻。【摘要】人大对政府预算草案进行审查和批准是宪政的基本要求，也是预防腐败、增进民众信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13]（澳）布伦南、（关）布坎南：《宪政经济学》，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我国可以从明确预算审议的程序，强化预算信息的公开，使预算的初步审查法制化，并赋予代表对预算案的修正权等路径出发，既避免对人大制度作激进调整，又切实发挥人大对预算的审批权。

[26]（二）大会会议审查。[39]同前注[24]，戴志勇、蔡定剑文。

欲使人大的预算审批大权不旁落，必须从程序上予以保障。[17]（美）C·H·麦基文：《宪政古今》，翟小波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45]（美）詹姆斯·陈：《论美国重大的联邦预算法》，白彦锋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1期。[28]在极短的会议期间内，在没有多方听取意见、进行辩论的基础上，对于具有高度专业性的预算案进行充分的审议，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以全国人大对预算草案的审查为例，目前，关于人大审查预算草案的程序规定仅散见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但这些规定的内容仍然过于简约。[18]目前，几乎所有的民主政治国家都十分强调议会对政府预算的控制权。

[44]而有些国家议会对政府预算草案的修正权力非常大，几乎不受限制。另一方面，即使代表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政府部门该如何对代表的意见做出反馈，也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则。

（5）明确初步审查的法律后果。其中预算草案信息的公开主要应有三方面要求：（1）政府预算必须全面、准确地反映政府财政活动的真相，所有财政收支都应当在预算中详细批露。

有评论就称，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行使否决权，中国目前的条件尚不成熟。[28]王海艳、戎明迈：《代表呼吁预算更透明》，《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7日。[30]但目前仍有很多部门并未按条例要求主动公开预算信息，即使在公众申请公开时也予以拒绝。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已经开始注重发挥人大财经委和预工委的作用，弥补了人大开会过短，人大开会期间难以进行切实有效的审议的缺陷。

[8]通过议会对政府预算的充分讨论、审查与批准，使政府与公众之间通过对话来求得共识，才能使政府的目标与公众的需求相符合，保证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政府权力运作的正当性。总之，公共财政是现代民主政府的根基，其核心是代议机关掌握国家的预算审批权。

[38]所以，许多对预算草案不满意的代表在表决时仍不得不无奈地投赞成票。只有掌握了政府的经济命脉，确保公共资金支出过程中的正规、准时和忠实，才能截断政府部门滥用权力的物质来源，保证国家权力只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对各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控。

修正案与修改建议本质一致，都是对某问题的修改意见，却具有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4]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1页。